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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最后的最后，只听见长长的滴声。

    再次睁开眼睛时，我又回到同李译一起租的小房间。

    我的枕上一片泪湿。

    从床上爬起来，打开门，猛地抱拥住头发如鸡窝的李译。

    凌晨三点，他起来偷吃我买的蛋糕，被正哭得满脸是泪的我撞见。

    本来是要解释，因为我抱他，脱口而出的都变成了脏话。

    一瞬间，我们之前的所有嫌隙也都通通化解了。

    那天后，我再也没梦见过从前的事，仿佛它们都随着余怀青的呼吸一般停止了，继而灰飞烟灭。

    我真的重活了一次，货真价实。

    师母恢复得很好，珊珊也准备继续读书，开始走她喜欢的研究道路，一切如旧。那段失败的婚姻，那个使家人心痛折磨的丈夫与父亲，大家都没再提起。师母说，以后我就叫她mama吧，干妈也好。我答应了，所以今后，也就没有师母。

    大多人都是迟钝的，总要捱一捱，等一等，才能忽然间醒过来，平复过来。

    日子不知不觉也过去。

    三个月后，我搬出了和李译合租的公寓。

    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新住址，包括珊珊和李译。

    一是害怕张明生再找上门来，二是因为我在做去东南亚的准备。

    从道德和人生追求上，我不想去，从道义上，我非去不可。

    我已做好为李译的职业前途增砖贴瓦的准备。

    虽然我已经向他透露过，我曾在街上见过两个与死刑犯极像的人。

    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追查，詹韦清就因为赌博被驱出家门了，随便塞了一笔钱，从此就算和詹家再无关系。